梁建立规则和章程:提出对多孩家庭购房免除土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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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NO.634作者|梁建章(携程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最近在2019协同创新高端论坛上,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表示,近几年中国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国家应积极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如“谁要是生五个孩子,要给他免考进北大一个名额,这是给国家做贡献了”,另有学者也提出了给多孩家庭子女高考加分的类似政策。如我们之前一再警示,中国出生人口正在进入滑坡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全面二孩实施的第二年,即2017年,出生人口就比上一年减少63万人,2018年又减少200万人。考虑到育龄妇女数量减少以及二孩生育堆积效应减弱这两个因素,可以预料今年出生人会继续大幅下降。这种断崖式的下跌趋势及其未来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已经引发越来越多学者的担忧。正如吴必虎教授自己所澄清的那样,他之所以发出上述言论,与其说是给出一个建议,不如说是表达了对超低生育率的忧虑,并希望社会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力鼓励生育。但鼓励生育的具体政策,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高考优惠是零和游戏,而且小孩因父母的行为而受到不同待遇,也的确有失公平。要显著提升生育率,除了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外,实行各种大力鼓励生育的措施必不可少。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提出过给多孩家庭减免税负、现金补贴、免费提供托儿所和幼儿园教育等鼓励生育的措施。从公平性角度,给多孩家庭的父母减税是公平的,因为他们付出额外的精力和成本,培养出更多未来社会的建设者、纳税者和社保贡献者,所以社会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建议,除了减免所得税和社保外,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2017年土地平均成交价格与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比值达到0.68。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比如对于二孩家庭可以部分免除地价。这个政策对提振生育率应该能够起到一定效果,因为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政府无需拿出真金白银,只要在低生育率地区多给些用地指标,扩大土地供应就可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部分由国家增加用地指标来弥补,只要对于多孩家庭优惠的房源,增加相应的供地指标,就基本不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如此,部分多孩家庭新增的购房需求,被新增的土地指标所消化,还有助于平抑整体房价。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增加用地指标,城市有那么多土地吗?事实上,即使在中国一线城市,土地资源也不匮乏。比如,上海仅耕地面积有18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现有建设用地的60%。在一线城市发展农业本来就不符合经济规律,保留大量农业用地毫无意义。将这些土地用于提升生活环境所带来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将远超过用于农业所创造的价值。而且,中国未来会面临总人口的大幅萎缩,而非耕地不足的风险。还有,由于大城市的人均用地通常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农村,让愿意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安居乐业,而不是回家乡去购买或建造一年住不了几天的房屋,从全国来看会节省土地。在大城市扩大土地供应,还有一个好处是加速城市化,带动相关产业。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压力,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却是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民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突出体现为年轻人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生不起娃。高房价加重了年轻人负担,抑制生育意愿。导致高房价的部分原因,是大城市限制土地供应所造成的。现在增加土地供应,本质上是让土地政策趋利避害,缓解年轻人的压力,以更可持续化的方式推动城市化。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加大基建投入等经济刺激措施不同的是,免除多孩家庭购房的地价并增加土地供应,会带来更多的新生人口,能实实在在地提升内需。这样同时拉动了房地产和生孩子的两项最大的有效需求,能带动一大片相关的产业。更重要的是,长远来看,提高生育率是缓解未来严重的人口老化和萎缩危机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总之,提高生育率迫在眉睫。多孩家庭免地价的鼓励政策,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生育率,还可以拉动房地产、教育等相关产业,从而提振经济。同时可以增加相应的土地供应,来弥补地方政府的收入,并且平抑房价。所以这是一项多孩家庭、其他家庭、地方政府和国家在短期和长远都能实现共赢的政策。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wyyjj163)
出品网易研究局是网易新闻打造的财经专业智库,整合网易财经原创多媒体矩阵,依托于上百位国内外顶尖经济学家的智慧成果,针对经济学热点话题,进行理性、客观的分析解读,打造有态度的前沿财经智库。欢迎来稿(投稿邮箱:cehuazu2016@163.com)。移驾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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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mso-bidi-theme-font:minor-bidi;mso-font-kerning:1.0pt;}网易研究局NO.638作者|梁建章(携程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最近,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危机引起举世关注。日本厚生劳动省近期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日本新生儿总数为67.38万人,较上年同期减少5.6%。若此趋势持续到年底,这将是日本连续第4年新生人口出现减少。日本新生儿数量自2016年跌破100万大关后逐年下降:2017年为94.6万,2018年为91.8万。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2019年日本新生儿人数不足90万已成定局,将是自1899年有统计以来新低。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比日本更为迅猛的是韩国。据韩国统计厅11月27日发布的《2019年9月人口动向报告》显示,2019年9月出生的婴儿数为24123名,比上年同期下降7.5%。韩国2019年第三季度生育率降至0.88,低于2018年0.98的总生育率,达到史上最低。虽然中国近几年的生育率高于日本和韩国,但2016年~2018年的中国出生人口,大约有1/4可归因于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暂时性的生育堆积。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中国这几年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显著低于日本的1.42,只是稍高于近两三年的韩国。如果从生育意愿来看,中国人近年来的平均生育意愿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而根据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不但显著低于日本,也显著低于韩国。媒体上总在说日本少子化问题多么严重,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本低得多,中国将来的少子化问题也比日本严重得多。中国城市家庭已经把生育一个孩子当成默认选择,而在日本,大多数已婚家庭都会生育两个甚至更多孩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17年出版的《第15回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报告书》显示,直到2015年,日本的已婚家庭中,依然有54%的夫妇会生育2个孩子,有17.9%的会生育3个孩子,甚至还有3.3%的会生育4个或更多,而只生育1个孩子的仅有18.6%,完全不生孩子的更只占6.2%。2016年1月,平和英语创办人洪秀平先生在澎湃新闻上刊文《日本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孩子很多》也提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大街上还是地铁上,特别是在环球影城等旅游景点,我都看到太多的多子女家庭。两个孩子的家庭非常普遍,三、四个孩子的家庭也不少见。”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为何如此之低?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偏高。比如,2018年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4.2,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一个普通居民来说,不吃不喝,需要34.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6.1和25.4。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过于高昂,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在一二线城市,育儿成本更高。比如最近媒体报道,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在上海养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而且,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第三,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在职场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儿所奇缺,使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从而压抑了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也是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极低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仅仅是放开但不鼓励生育,很有可能中国的生育率会比日本、韩国还要低。一般来说,实际生育率是低于生育意愿的,这是因为,有些夫妇虽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不育症,或错过了生育期。而且,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许多年轻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已感到压力巨大,他们即使想生二胎,但考虑到多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很多金钱和精力,最终对生二胎望而却步。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也证实了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的结论。比如,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25~1.41之间。从2006年至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但实际生育率在1.1至1.3之间。参考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按照中国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这种生育意愿,如果全面放开生育,那么,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可能只有1.1左右。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1.1,这意味着每过一代人,出生人口就会减半。所以仅仅放开生育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必须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才能扭转低生育率的颓势。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wyyjj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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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宇2020年即将到来,中国经济将会如何发展?如何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5G、区块链等新技术,能否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近日出版了《中国的当下与未来》一书,网易研究局专访了郑永年教授。60s要点速读:1、我们不刻意追求GDP增长的数据,但保持一定的增长是需要的,“保6”对中国来说还是很重要。2、我们不要简单重复一些破坏环境的城市化,而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通过“质量的城市化”我们还可以取得很多的GDP。3、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大多都住在城市里,这是不正常的。通常的情况应该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4、中国有个错误的看法就是金融机构一定要“做强做大”,不是这样的,应该因地制宜,找到对应的服务群体。以下为专访精编:网易研究局:怎样看待今年经济?
郑永年:第一,我们不刻意追求GDP增长的数据,但保持一定的增长是需要的,“保6”对中国来说还是很重要,今后五到十年中国有5%-6%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理想的。2018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只有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上,但三四线城市以及广大的农村还远远不够,这还是要通过经济发展来改善,经济发展还是需要往上走。第二,经济中的问题,只要有发展,那就是发展中的问题,如果发展停顿下来,就会变成真问题。改革开放41年的历程说明了这个道理。因为中国经济在发展,发展本身就是在消化问题,很多问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停滞了,什么也说不上了。第三,“保6”也是要提升信心,因为现在不确定性比较多。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保6”?
迄今中国的城市化是“简单的城市化”,不是“质量的城市化”,通过“质量的城市化”我们还可以取得很多的GDP。比如,现在马路上到处都是车,随意停放造成交通堵塞,混乱不堪,我们能不能像国外一样每一个区造一些可以停车的摩天大楼?另外,中国的老龄化水平高,需要建大量的养老院和医院,这些也是基建。所以,我们不要简单重复一些破坏环境的城市化,而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保6”是有可能,也是有必要的,是可以实现的。网易研究局:如何看待城镇化发展?郑永年:自然规律是:因为人以群居,城市越大越有吸引力。日本现在约1/3的人口都集中在东京,墨西哥更不用说了。但问题是,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说,城市越大越好,但从社会环境和其它安全问题来说,这就非常危险。城市的发展不能仅考虑经济效率因素,我们不仅不能放弃三四线城市的发展,而且要把很多优质资源分配过去。德国城市化率非常高,但80%的人住在2万人以下的小镇,但我们不能说德国没有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因为有行政级别,资源分配根据行政级别来分配,所以,教育、医疗、科研等大量优质资源都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难以发展起来。中国城市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大多都住在城市里,这是不正常的。通常的情况应该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比如,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富人,都住在乡下。农村扶贫不能只靠国家来做,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要鼓励中上层阶层到农村去。网易研究局:5G、区块链等新技术产业,能否在未来成长为中国的新的支柱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郑永年:很难。5G能改变中国吗?这只是一项技术。我觉得很遗憾,我们谈了很多年的结构改革,但中国的结构改革到底是什么还没有人搞清楚。网易研究局:你觉得是什么?郑永年: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形态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现有体制下很难谈“竞争中立”。如果这个很难做到,就要想着另外一个结构性改革:有些领域,假设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就让民营企业之间竞争;有些领域,假设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就让国有企业之间竞争。在一些领域,要鼓励多个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竞争,国有企业之间竞争,我们就可以谈“竞争中立”,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我们也可以谈“竞争中立”。还有金融系统,现在影子银行、P2P问题频出,这就是金融系统结构改革没到位。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之外,中国还要成立一大批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中小型银行,中小型银行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中小型企业。如果没有中小型银行的融资支持,那么中小型企业需要资金时就只能找这些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P2P等“非正式部门”,就会出问题。中国有个错误的看法就是金融机构一定要“做强做大”,不是这样的,应该因地制宜,找到对应的服务群体。我们现在总是盯着华尔街的大银行,但美国能从2008年金融危机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下面的中小型银行,尤其是社区银行。所以,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很多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结构是什么,我们还是要考虑清楚我们所谓的结构改革是哪些改革。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多了,但大家反而对中国问题认识不清了。网易研究局:有没有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生育率的具体措施?郑永年:不要追求大城市化,不要只从经济看,要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的本性都是需要后代的。现在年轻人生活成本高,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对父母的“敲打”,所以考虑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要考虑到对人的生存环境变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只考虑经济发展和GDP。网易研究局:怎样看待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郑永年:从经济角度说,好事就是效率提高了,坏事就是劳动力没有事干了,那他们会干什么去呢?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是对人的解放,人类从劳作解放出来之后,可以从事人们真正想做的事情,例如可以做义工服务、进行艺术创作等。不过,马克思等人看到的只是人类光辉的一面,忽视了人类时刻堕落的本质。在现实中去看,人一没事干,大部分人都会去做坏事,没有多少人去做好事。这一点至少可以从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的发展看出来,毒品、性、社会破坏等也经常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现在,人工智能这样发展,就会产生一种新社会形态,我把它称为“羊圈社会”——少部分人是领头羊,优秀聪明,大部分人会越来越笨。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不用像从前那样使用大脑追求满意的生活,信息到处都是,随手抓取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不用太多的思考,甚至不用思考,长久下去,大多数人的思维能力必然衰退和弱化,从而演变成高度依赖外界提供信息而生活的“活死人”。这已经在发生了,比如,有了智能手机以后,很多人离开智能手机就是一个笨蛋。这才二三十年,这部分人的本能都会发生变化,我对这个技术非常悲观。技术的产生要和其对社会影响的研究同步进行。因为技术进步不可避免,我们既要发展技术又要避免它的劣势,二者要同步进行,但我们现在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我们现在发展区块链,但如果仅仅从技术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忽视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那么但在我看来这个逻辑结构和P2P一样,肯定到最后会不了了之。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wyyjj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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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px;}网易研究局 梁建章、詹青云:不可剥夺单身女性的冻卵权利
“永动机”艾哈德 | 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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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mso-bidi-theme-font:minor-bidi;mso-font-kerning:1.0pt;}网易研究局NO.639作者|梁建章(携程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詹青云(哈佛大学法律博士,2018华语辩论世界杯冠军,《奇葩说第六季》辩手)据媒体报道,全国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案将于2019年12月2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据当事人徐枣枣(化名)说,2018年11月14日,她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咨询冻卵事宜,并通过相关检查确认身体正常、卵子健康,但她提出的冻卵需求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无法提供结婚证。医生当时表示,医院无法为单身女性提供冻卵服务。梁建章詹青云为此,徐枣枣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告上法庭。她在起诉书中表示,原告作为年满30岁的成年女性,有把自己现阶段最适合生育时期的卵子取出并冷冻保存的意愿。所谓“冻卵”,是指在女性较佳生育年龄时,人工提取成熟的卵子加以冷冻保存,等到将来想生育的时候将卵子解冻,通过体外授精技术配成胚胎后再植入身体,以达到“在未来生孩子”的目的。由于女性的生育期比男性更短暂,而在现代社会,女性婚育年龄又普遍推迟,在这种情况下,冻卵似乎给女性提供了一个可以在未来选择生育时间的“后悔药”。从法律角度,我们认为,单身女性(或未婚女性)理应享有冻卵权利。但是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号)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造成了单身女性无法使用精子库、冻卵等人工辅助生殖相关技术行使自己的生育权。然而,上述规定不仅没有其法律依据,而且与我国现行法律相抵触。首先,《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婚姻法》第25条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个“公民”的范围显然包括单身女性在内。可见生育权的权利主体不限于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既包括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也包括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公民。虽然中国立法中对单身女性生育权只有一些原则性的、模糊的规定。但按照“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法理,只要不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法律没有限制或禁止的部分,就是人们的自由空间。可见,在中国,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其次,中国现行《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中,关于自精保存者的条件中明确提到可以出于“生殖保险”的目的,即男性可以保存精子以备将来的生育,并没有要求他已婚。一方面允许单身男性冻精,另一方面禁止单身女性冻卵,涉嫌性别歧视,有违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退一步来说,即使相关法规禁止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但如果单身女性仅仅是冻卵,而没有进行人工妊娠,那么严格来说还没有进入生殖环节。只有在让单身女性或是代孕母亲孕育产子时,才真正进入生殖环节。从情理角度,在现代社会,女性的地位已经几乎比肩男性。女性可以从事几乎所有的职业,在某些地方有些职业,例如芬兰的政治家,女性比例甚至还超过了男性。以前女性要抚养孩子,往往离不开丈夫的支持。但是现在很多女性完全有能力独立抚养小孩。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单身女性养育小孩,传统的一夫一妻家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理想家庭组织方式。但是我们也要尊重一部分有能力的女性选择另外一种养育小孩方式的权利。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事业和家庭在精力和时间上往往会发生冲突。对于今天的很多职业,大学本科甚至于硕士是最低的教育配置。一个年轻女性要24岁才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有些科研的职位还需要读博士学位,而且,踏入职业生涯的前几年又是特别关键和压力山大。所以在三十岁前,很多女性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寻找到合适的终身伴侣。如果不是那么幸运,有一两次不成功的恋爱经历,就很可能已经过了三十岁。而三十岁以后未婚女性要找到合适的丈夫,就成了一件漫长而艰难的任务。很多优秀女性,不愿意匆忙找一个人将就结婚,情愿暂时单身。同时,几乎所有的女性,虽然不愿意将就结婚,但都渴望当母亲。但是,妇女的生理时钟继续流逝,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还是在三十五岁之前。对于三十五岁还未找到合适对象的女性,如果没有技术帮助,就很可能会终生失去了养育小孩的机会。冻卵和其他相关的辅助生育的技术的最大好处就是帮助这部分女性延长其生育的窗口期,帮助她们完成当母亲的愿望。对于这种非常合情合理的要求,国家有任何理由去拒绝吗?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女性未来将肩负和男性同样的职责和压力,为社会做出了同样重大的贡献。但是同时,现在还没有技术能够取代女性生育的能力。所以女性还承担了大部分的生育孩子的任务。所以,未来很多女性尤其是成功的职业女性选择不结婚和不生小孩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整个社会却需要她们生育足够数量的后代才能维持可持续发展,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千方百计地保障女性权益。据最近的统计数据,中国的新生婴儿正在雪崩式的下滑。未来国家还不知道需要用什么样的鼓励生育政策才能让年轻妇女更愿意生小孩。现在有些妇女用自己的金钱和时间去尝试生小孩,政府不支持也就算了,怎能禁止呢?事实上,西方许多国家都允许单身女性冻卵。2012年美国率先对女性开放冻卵服务。2014年10月,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和Facebook宣布,将提供冷冻卵子费用作为女性员工的一项福利。2013年,日本生殖医学会发布了允许健康的独身女性为将来受孕而冷冻保存卵子的指导方针:健康的独身女性,如果担心将来可能患上不孕症的,可以冷冻保存卵子;不建议采集40岁以上女性的卵子;不推荐利用保存的卵子治疗45岁以上女性的不孕症。2018年,携程集团在公司内部启动生育福利项目:为女员工提供各种生育福利,使她们能更加自如地安排和平衡事业、家庭和生育子女的进程。其中还包括为公司女性中高级管理人员提供10万元至200万元及7天年假,使她们能享有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携程也成为了国内首家提供这项生育福利项目的大型科技企业。其实,中国许多单身女性都有冻卵需求,国内也有许多专业医疗机构具备实施冻卵服务的技术。但由于国内相关法规禁止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一些单身女性只好选择在海外冻卵,费用比在国内冻卵高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禁止单身女性冻卵的相关规定是让老百姓劳民伤财。一些人反对冻卵是出于伦理观念的原因,比如,万一做冻卵的人意外死亡,冷冻卵子属于谁?家属可能为了寄托哀思,让这个卵子跟别人的精子结合,产生下一代,这牵涉到很多问题,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界定。然而,伦理观念其实是随社会演进而不断改变的。比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但随着器官移植变得更普遍,这种观念也可能会逐渐淡化。虽然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可能滋生买卖器官甚至为此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恶行,但这些风险并没有成为禁止器官移植的理由。正是法律上严格的规范才确保了移植技术能够惠及真正需要的人群。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支持单身女性应该享有冻卵权利,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倡或鼓励单身女性都去冻卵,毕竟冻卵也是一种手术并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另外,个别女性可能有一种误解,认为反正有冻卵这个后悔药,所以不急于生育,从而一再推迟生育时间。我们认为,如果有条件的女性最好还是尽量在35岁以前自然怀孕和生育。对于那些没有条件的,我们也应该尊重她们通过冻卵等其他辅助生育技术增加生育机会的权利。网易研究局(微信公号:wyyjj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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